文｜CBN记者 骆轶航

插画｜李婷婷

作为一个近距离观察硅谷的中国人，最近有几件事觉得很不错：其一是，最近这批从Y Combinator孵化毕业的60多家公司里，有两家公司的技术合伙人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工程师，分别是做汽车修理与服务的平台Your Mechanic和人物搜索引擎Ark。其二是有一些更成熟的第一代华人移民的创业公司渐成规模，甚至有被一些投资人认为是下一个颠覆性的idea。其三是最近接触到的一些在斯坦福和伯克利还在读书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基本都出生在1986年至1989年间，但我觉得至少对创业这件事，他们的准备已经挺充分了。

在没有接触到这些人之前，我一度对在硅谷工作的很多来自中国的工程师有点偏见。很多人经常埋怨自己的社交圈子窄，但你在各种各样的聚会、创业竞赛和其他活动上又看不到他们；经常在微博上感时伤生痛诉码农凄苦身世，也不见真正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动力。自己中国人小圈子的聚会主题是Google还是微软(微博)的福利好下班早，对中国的创业环境和科技公司，他们越来越陌生直至一无所知，国内有创业者过来做一些交流活动，带着点儿好奇心去看了，回来就奚落人家土。

当然，不排除我前面提到的那些中国背景的创业者当中，很多人也曾经是这芸芸码农当中的一员—在他们经历了5年至7年的等待拿到了绿卡甚至成为美国公民之后，终于可以心无旁骛地在这片叫硅谷的地方干点有“硅谷精神”的事儿了。

可即便是那些从大公司里走出来的华人创业者，他们的创业的起步年龄已经几乎是36岁、37岁甚至40岁以上。而硅谷平均的创业者年龄已经降到了27岁以下。况且，来自中国的工程师背景的创业者们始终没能真正解决语言和沟通的问题—早年中国英语教育对口语和文化训练的欠缺让他们与1980年代后期出生且赴美深造留在当地的年轻一代中国人相比，在语言上更具劣势，这导致在一个创始团队中他们只能扮演技术角色，而无法充当那个走在台前很presentable地演示产品、与投资人和媒体沟通，被放在聚光灯下的人。

更重要的是人脉—在一家大公司里做工程师并不能建立太多的人脉。我最近接触到的一个40多岁的中国创业者跟我聊Instagram被收购的事。他最大的一个感慨是：“Instagram如果要是我们三个中国人在做的话，绝对做不到10亿美元。不是因为别的，因为我们在2004年的时候根本不可能认识扎克伯格，我们也没法在聚会上认识投资人Ben Horowitz，即使认识了，我们也不可能跟他谈的那么好。”

可是回国创业呢？他笑了，离开那么多年了，回不去了，回国创业的一毕业就回去了，没考虑绿卡的事。再说中国市场已经完全不熟悉了，一把年纪了，输不起嘛。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代中国人在硅谷的宿命。但我相信情况正在改变：这些1985年之后出生的家伙们从小看美剧，参加字幕组的小孩儿英文流利得足以应付各种情境的沟通。他们基本上读的都是计算机科学和工程管理，还有不少人辅修了设计类课程，这意味着他们的知识结构会赋予更全面的产品感觉，而不仅仅是一个写代码的。你能在各种活动和场合见到他们像模像样地拿着瓶啤酒跟各种人交谈，通过各种人认识另外的各种人。而且，他们几乎都好像不睡觉，时间管理的效率极高。

比起他们的前辈将近40岁才开始趟创业的浑水，这些20岁出头的小孩儿已经收到了很多来自学长和其他人邀请他们担任一家新创公司的Co-founder—当然这可能在签证上有点麻烦。不过这些家伙们对于拿绿卡这件事好像也不是都那么在意。他们才不想为了一个身份委屈自己好几年呢。